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恪守静态比较优势之下的分工锁定机制和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内在机理，从实证上揭示了我国在分享全球化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固化分工的特征。分析得出，我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价格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恶化、收入贸易条件被严重高估，在实际上导致企业效益差、收入增长缓慢、贸易摩擦增加、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一系列矛盾。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正在快速变化的比较优势因素和我国比较优势行业的变化特征，结合不同类型行业比较优势的阶段性变化，提出了培育我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方向和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发挥比较优势绝不是固守现有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眼未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否则很容易导致分工锁定和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也呈现出较强的固化比较优势的特点，使得当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要实现未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着力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

　　从现实来看，既有很多欠发达国家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也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成功起飞。这表明在全球分工格局中，既存在分工锁定的情况，也存在摆脱原有比较优势、提升国际分工的可能。两者各自有其发生发展的条件和内在机制。

　　固化比较优势之所以出现分工锁定，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恪守静态比较优势导致技术进步被锁定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形成技术依赖；依靠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导致发展的恶性循环和对政策诉求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及供求弹性差异等。

　　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过程创新）。产品创新一般在发达国家实现，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关的生产技术，然后通过干中学，推进工艺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路径。但无论是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或是技术驱动价值链，全球大买家或技术主导厂商出于竞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鼓励下游各层级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阻碍功能升级，始终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

　　二是依靠低成本和价格竞争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即在政策上寻求要素供给的政策优惠（能源、资源、土地），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甚至降低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为提高竞争力而减低中间投入（一些企业甚至不惜偷工减料或降低产品质量），或者提高装备水平，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是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与分工锁定。传统理论往往忽视产业结构转换成本。实际上，由于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形成了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这就使得不少企业即使在低效益、甚至短暂的亏损的情况下，也要接单生产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否则进入新的行业则要付出更多的沉没成本；打开新的市场，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这时出口偏好的政策对这些企业进行扶持而不是加快促进转型升级，则更加容易强化分工锁定。

　　四是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与供求弹性差异导致市场势力的弱势。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一般加工环节或产品由于进入门槛低，通常具有无限供给和过度竞争的性质。而发达国家承担的高端环节，通常具有垄断地位。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尽管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仍然没有能够改变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只是由过去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演变为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由于市场竞争地位不平等，议价能力弱，我国企业成本价格竞争力很强但利润水平很低。这种市场结构以及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造成的损失很大，使我国绝大多数出口企业都处在微利的生存边缘，剩余价值几乎都被居于产业链上游的跨国公司所攫取。

　　要想摆脱静态比较优势的分工锁定，实现成功起飞，关键是要从动态的角度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

　　一是把握边际成本差异，摆脱先天资源禀赋的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努力争取后天获得优势边际成本的下降。比较优势可细分为先天的资源禀赋和后天获得性比较优势。前者包括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后者包括技术、设计、管理、组织等能力和网络关系、基础设施、制度因素等。不同的是，先天资源禀赋一般具有耗减性和边际成本上升的特点（除非发现新的矿藏），而后天获得优势具有正向的动态累积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获得边际成本下降或规模报酬上升。

　　二是把握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规律与相对技术进步速率的差异，努力加快技术进步速率。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生命周期特征不同，技术创新特征和创新速率在不同阶段也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产品标准化阶段或成熟阶段的生产，技术创新以过程创新为主，通过“干中学”，创新速率和生产率提高快。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处于成熟阶段、技术基本定型、比较优势逐步下降的行业或环节，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培育有可能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行业或环节。

　　三是把握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从工艺技术升级走向功能升级。伊藤元重研究表明，在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技术开发，会提高生产率，但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不发生变化；而当扩大出口产业范围并选择缩小技术差距型的边际产业发展时，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就会发生较大变化（Komiya Ryūtarō，1988）。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凸显了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决定了功能升级与工艺升级之间巨大的效应差别。侧重于工艺升级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厂商，也有助于跨国公司提高竞争力，两者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侧重于功能升级的技术进步，虽然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但与跨国公司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受到跨国公司千方百计的阻碍。

　　四是提升市场势力，着力改善贸易条件。提高市场势力，包括提高产业集中度，强化技术、营销网络、品牌和供应链等关键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是高度分散型行业，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则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技术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从价值链来看，在全球分工中，我国企业在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端环节较为滞后，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过度依赖于加工贸易，导致企业间过度竞争，使分工利益分配不利于我国企业。相反，那些技术能力较强的企业，其议价能力也较强。

　　发挥比较优势虽然能够提高生产率（分工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未必能分享到足够的分工利益（贸易效益）。在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上，如果固守静态比较优势，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工锁定状态。过去一段时期，我国一定程度上固化在国际分工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环节，使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呈现出难以持续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基本是靠数量增长来实现的，出口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加工制造环节，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主要体现在名义上，而实际高度化不足。以传统标准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朝着高度化方向演变，出口结构实现了从以纺织服装为主向以机电产品为主转变。但是，由于全球分工已经从过去的产业间、行业间分工演变为行业内、产品内分工，而我国基本上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关键设备、关键技术、品牌、营销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滞后或缺失。所谓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也不过是承担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而已。因此，结构高度化只是名义上或部门比例上的，从实际技术含量、实现效益和付出的成本等来看，实际高度化与名义高度化呈现出明显的背离，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外贸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之下实际分享贸易高速增长的利益有限。

　　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尽管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我们研究发现，所谓收入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被严重高估，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则是误判。我国出口收入增长完全依靠出口数量的扩张，出口价格的下降并没有被生产率上升所弥补。

　　首先，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单位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的相对购买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国际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地位差异，虽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水平有所提高，但其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状况没有改变，并从过去的初级产品延伸到制成品。我国也是如此。尽管我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达到95%，但2009年与1980年相比，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2.1%，也就说，2009年我国单位出口产品对进口品的购买能力只相当于1980年67.9%。

　　第二，名义上的收入贸易条件快速增长，而实际上被严重高估。我国出口收入的高速增长是在价格下降的基础上依靠数量扩张而实现的，即使这样，上述收入贸易条件中的“收入”是出口额，而不是国民收入。出口额变成国民收入应减扣中间消耗和外资所得。减扣上述两因素，1995年-2009年间，修正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350.8，相当于原来名义收入贸易条件的58.4%。如果考虑到对土地、资源、工资等要素成本的低估和劳动保障及生态环境的软约束，以及外资企业的价格转移等因素，国民福利的流失则要大得多。

　　第三，要素贸易条件被误判，生产率上升并不能弥补出口价格下降。严格来说，价格贸易条件要与生产率变化综合考虑，要看出口价格下降是生产率提高带来成本降低的结果，还是不平等竞争的结果，即要素贸易条件恶化与否。国内外学者测算的要素贸易条件（名义要素贸易条件）都采用劳动生产率来代替要素生产率或成本变动率。据此方法，我国名义要素贸易条件是显著上升的。然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并不能导致成本相同幅度的下降。计算表明，1995年-2007年，我国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计算的名义要素贸易条件增长了2.94倍，年均增长13.28%；但以总成本率变动为基础计算的实际要素贸易条却恶化了52%，年均下降6.47%。

　　按照经典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可以扩大市场空间，在海外市场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益。但实际上，我国出口商品海外价格甚至低于国内，以至于导致很多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更为严峻的是，出口企业面临利润微薄，工人收入提高缓慢，资源环境矛盾突出、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使得恪守既有比较优势、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一是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廉价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和价格竞争形成了技术进步对降低成本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固化比较优势的出口行业的收入水平增长空间有限，企业效益很低。数据表明，我国出口率越高的行业，其利润率越低。出口率在40%以上的行业，其销售收入利润率不到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甚至低于纺织、服装行业。

　　二是贸易摩擦增加，贸易环境严峻。中国产品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在国际市场攻城掠地，导致许多国家对华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中国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已经连续16年列全球第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贸易保护倾向加强，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但凡反倾销、反补贴被判成立，我国企业几乎退出该国市场。

　　三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大。由于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相对于产业链两端的高端环节具有能源、资源消耗较多、环境污染较重的特点。因而，产业固化在一般加工制造环节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使我国工业化面临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过高的沉重负担。虽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但环境问题仍比较突出。

　　四是成本快速上升，面临产业转移和转型的压力。在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正成为我国出口市场的强力竞争者。同时，因廉价劳动力引起的社会冲突正在增加，表明廉价劳动时代和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廉价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此外，固化比较优势和强化成本价格竞争模式还使依靠差异化、服务化等非价格竞争的活动相对较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具有服务特征的高附加值环节缺失，这反过来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比较优势因素显现出阶段性变化的趋势。其主要特征是人口数量优势逐步减弱，人口素质、人力资本优势逐步增强，资本积累和技术能力明显上升，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能力、基础设施等软性比较优势不断增强。

　　首先，人口数量优势逐步减弱，劳动力素质与人力资本的劣势正在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但是，“十二五”末，我国劳动力供给将进入转折时期，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按照联合国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从提高的趋势转为逐年减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用工荒”，表明中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如每10万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数，由2000年的439人增加到2009年的2145人。

　　第二，资本积累、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显著提高，市场规模优势凸显。首先是从过去的资金短缺转变成相对富余，我国先后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和最大资本净输出国。第二是人均装备水平显著提高。规模以上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从1980年的0.8万元，上升到2010年的22.13万元。三是产业结构呈现资本深化趋势，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快速提高，资本-产出比率大幅上升。随着资本积累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市场规模优势显著增强，经济总规模和进口规模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企业经营管理和投资管理能力迅速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提高。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形成世界上最为庞大、配套最为齐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第三，技术能力明显增强，虽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但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较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再加上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增加，较快地提升了我国的技术和创新能力。除了前述人口素质的显著提高外，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9%，提高到2010年的1.76%。我国专利授权量也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我国产业发展已经具备了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条件。从需求来看，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企业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迫切性增强。从供给来看，中国企业资金积累能力得到提高，再加上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有利于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技术突破后的产业化。

　　第四，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已开始发挥比较优势效应。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和水平快速提高。1990-2010年间，我国铁路、公路和民航运输路线长度和管道运输长度年均分别提高2.1%、7.2%、8.4%和8.0%。与此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也呈现出提高趋势。国家铁路营业里程中复线%，高等级公路里程占公路比重从72.1%提高到82.4%。信息化水平提高更快，电线.3%。我国基础设施虽然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远高于印度，并实现了对巴西的赶超。

　　随着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具体来说，可以将我国主要行业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稳定处于比较优势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纺织、文教体育用品、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家具、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行业。这类行业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行业，但其比较优势因素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由于纺织原料、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成本价格优势下降，但随着产业技术积累，其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中高档面料供给能力和装备制造能力得到提升，功能性、个性化、时尚化的中高附加值产品增加，从而保持了较强的比较优势。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新产品产值比2005年增长了1.5倍。过去依靠进口的中高端纺织纤维材料、纺织面料，有相当部分实现了进口替代甚至出口。

　　二是由比较劣势转变为比较优势的行业，或比较劣势显著下降转至接近比较优势的行业。这类产业集中在中等要素密集程度的行业，前者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橡胶制品等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者包括普通机械、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化学纤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及通信设备、电器机械，甚至包括普通机械行业，在管理、配套、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方面形成了较强优势，其在出口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化学纤维、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为主的中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过去一段时期，通过“干中学”，在加工工艺、流程、投资和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经验，相关装备的研发和制造取得了长足进步。

　　三是长期处于比较劣势或比较劣势强化的行业。主要包括技术密集型的医药制造业，资源指向性强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石油加工、造纸及纸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同时，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角度分析，机械电子类产业中的多数行业，尽管比较优势增强，但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还主要依靠进口，仍处于比较劣势。

　　四、 相关政策建议（一） 适应竞争重心和成本变化的要求，着力培育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等后天优势

　　适应未来竞争重心由以成本价格和生产率为中心向以质量、服务、品牌和响应速度为中心的转变，产业政策重心也需相应调整，改变竞相降低要素价格的政策优惠，着力培育技术能力、人力资本、营销及品牌化能力、网络化能力等后天优势。一是把促进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落到实处，发挥各种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推进产学研合作体系建设，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创新资源，引进、消化、吸收更高档次的技术和开发更前沿技术。二是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着力支持功能升级，把新产品研发、价值链提升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作为科技投入支持的重点。三是加大国家对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四是强化人力资本培育的针对性。创新教育及培训机制，增强对研发、设计、营销等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育，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再就业人员的培训。

　　（二） 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一是改变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改善企业外部环境。二是建立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健全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体系。加大对海外知识产权注册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对信誉良好的名牌产品实行出口免验、便捷通关等支持。

　　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政策支持重点简单地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外一个行业，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培育动态比较优势行业和体现动态比较优势因素的环节。

　　一是针对既有比较优势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提高研发设计水平，培育品牌，向产品多样化、设计、服务、品牌等差别化竞争和功能提升转变。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在融资、通关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二是对于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正在或即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点行业，应在提高生产率、降低出易成本、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其中，通信设备、电子、电器机械等行业已经成为出口的主导，政策重心是支持研发设计和关键设备、关键部件的国内生产，提高国际分工层级；普通机械、专业机械，钢铁、化纤等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前者主要是强化研发、设计和关键部件等环节，后者应在提高环境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的前提下，支持其提高产品档次和走出去。三是对于一直是比较劣势而地位重要的行业，如医药制造、高端装备以及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应以适度的市场保护和投入支持为重点，提高开发设计水平，强化供应链管理，支持进行战略性进入，打破海外垄断，形成有利于我国国民福利的市场结构。对石油加工、造纸及纸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等行业，应强化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强化节能减排，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是支持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质量管理，争创名牌，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标准化体系和计量检测体系，走名牌兴企的道路。二是加快推进国家标准化工作，开展 “国家品牌工程”，完善中国名牌产品评价机制。三是加强舆论宣传，增强全社会品牌保护意识，营造有利于自主品牌成长发展的环境。通过政府采购、贴息和信贷支持等方式，支持自主品牌企业的成长壮大。四是在合资合作以及对国内企业和品牌的并购过程中，防止外资企业的恶意收购。五是支持企业在海外联合建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等营销网络。

　　重点针对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导致产业结构转换成本偏高的因素，出台专门政策，着力降低结构转换成本。一方面，提高环境准入标准和技术准入标准，加速淘汰落后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达成共识的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可以在促进重组、债务减免、再就业培训、淘汰设备补贴等方面加以支持。

　　实施“内外有别”的方针，促进有效竞争。对外，要尽量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实施战略性进入及提高产业集中度，努力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对内，要促进形成经济规模和适度竞争。一是推进银行、保险、铁路、民航、邮政、电信等服务行业的改革攻坚，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限制。二是有针对性地推进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通过集中化、集团化，提高我国市场势力。对于钢铁、石化、汽车、船舶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鼓励以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推进跨地区兼并重组。对于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重点推进大中小企业在研发、生产、市场和人才培养上建立战略联盟，形成合力。对于装备制造行业，应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总体设计、成套能力和系统服务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是营造集群创新环境，推进专业化市场、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建设，促成中小企业的有序发展壮大。四是严格对外资并购的审核，提高外资利用质量，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制造业排头兵企业和服务业关键领域的控制。

　　一是外贸政策重心要切实从以推进出口增长为主向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为主的转变。防止为了缓解出口速度减缓、部分企业效益下降等问题而出台与转变发展方式相悖的出口退税、延缓要素价格正常化等政策。二是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应顺应贸易条件改善的方向，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规模，增加中等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探索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推进我国比较优势衰退的产业进行转移。对发达国家出口应着力改变产品结构，增加出口种类，改变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状况。三是顺应产品生命周期规律和利用区域发展差异，促进产业转移，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降低中西部物流成本，强化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鼓励发达地区外移企业采用先进或适宜技术，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并防止落后生产能力转移。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产业动态优势，应研究与WTO规则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方式。重点实施支持专业教育培训、研发、平台建设、共性技术研发、网络建设、专利申请补助等功能性政策。在继续推进人民币升值之前，应先理顺国内的各种要素价格，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让各种要素价格体现其应有的价值。清理完善招商引资政策，让土地、能源、环境等反映正常成本，尤其是要使工人工资和福利保持在具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水平。

　　[1]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