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元旦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算账行动就在村里展开。按照镇政府的统一部署，公安、纪检、司法等部门悉数出动，组成工作专班，集中清算村里拆迁安置房的房款和房产。看样子是想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把陈年旧账算清楚。

　　过年是适合算账的。打从小学记事起，父亲就经常在临近过年的几天和人一起外出要账。打工人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干完活拿不到工钱。如果钱一直拖着不给，年底是最适合要账的时候。

　　一来过年开销大，是真的需要钱，年过不过得去关系着一大家人的生活，这个紧急催讨的理由，欠钱的和讨钱的都懂，是最容易有共鸣的。再者说，临近过年的时候，按惯例大家都要回家，这个时候追到包工头或者老板的家里，当面见到真人的概率最大。假如有幸真的见到了，一番面子功夫，待到面面相觑之后，即便再不想给钱，也要顾着脸面多少结一些。这就是过年的力量。

　　不同于这些打工人低姿态的要账，今年临近过年时村里的这笔账要得气势如虹。盖了村委会公章的通告，标题用醒目的粗体红字，而在具体措施部分，明确告知了应对两种情形的办法：如果是限期内未足额交纳或者补齐房款的，由村委会起诉；如果属于抢占、强占房产又不按规定补交房款的，由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同村的儿时玩伴C告诉我，通告一出，村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大风吹倒梧桐树，家家说短道长，各有心思。对C来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他不明白的是，自己怎么突然就欠钱了。

　　这就要从适用于“起诉”的情形说起。按照最新的通告，他需要补齐房款。而他现在需要补交的正是当年安置房分配时承诺给他的购房优惠，只有愿意选择顶楼的人，才能得到这个优惠。虽然这个优惠办法村里人都知道，也都可以作证，但村委会只道口说无凭，而当初的那届村委会确实只是口头承诺，未立下字据，搞得他有苦难言。

　　毕竟，没有电梯的七楼，爬起来并不容易，加上房屋质量问题，他实在接受不了选择顶楼却和别人交一样的钱，更接受不了村委会随意定价，肆意更改价格，搞出今天突然欠钱的局面。

　　C发信息问我的看法，我也觉得突然改价，实为不妥。关键这新老价格分别是怎么算出来的，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十年了，村里的这处安置房至今还是一个烂尾工程，突兀矗立在田野、树林之间，四下没有围墙，电梯口探望下去空荡如渊，就是看不到电梯，许多硬化的路面也是村民陆续搬进去后另外筹钱修的。其他关于房屋质量问题的意见十年来也层出不穷。

　　对于这些问题，村委会多年来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而当年安置房建设前后那届村委会的会计和主任，早已因为违法被法院判了。一个村民安置房，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意外，我想，这笔账早该算一算了。

　　过年就是适合算账的时候。2023年新年时，父亲就响应离任村民小组长的倡议，在家组织了主题为喝酒聊天的聚会。不料，在饭桌上，前组长突然谈起安置房，向我讲述了他记忆中的这段陈年往事，说我做了好事。我将这段经历写成《离任村民小组长的烦恼》，记录了往年这个场景。

　　离任的村民小组长从1990年代末开始当组长，一做就是将近二十年，用他的话讲，安置房遗留问题就是我们组三百口人多年来公共生活里的头等大事。过年谈这个话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乡村的治理结构中，最末一级的政府是乡镇，村委会属于村民自治组织，在乡镇政府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但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村委会以下才是村民小组，也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出现的生产队。由于这段共同劳动的历史，村民小组实际上是最小的利益共同体，在我们村，婚丧嫁娶的人情圈子也基本限制在村民小组范围内。这就使得手握公章的村委会主任看起来更像是上级领导。

　　虽然安置房占用了我们组的集体土地，但在村委会牵头盖安置房的过程中，村民自始至终不清楚房子是哪家公司盖的，盖房成本几何，房子如何定价，为何有质量问题后无人负责，也不清楚烂尾了怎么无人解决。正因如此，2024年过年前的这场算账行动称得上突如其来。

　　离过年更近了。到了1月中旬，C问我是否回村过年，我说还不知道。他说村委会已经催他交钱一个多星期了，不胜其烦，周末还要从临近的Z市城区回村里，到镇上的派出所录口供。不只是C，所有按照新规定需要交钱的人都要去派出所录口供，接受警察的盘问。

　　我鼓励他不要怕，跟警察讲讲前因后果，顺便提及房子烂尾和质量问题，这顶多算民事纠纷。

　　2015年底，还在上学的我以居民个人身份向县级住建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了解安置房的情况。不料，没等到信息公开，我提交的申请材料反倒从上到下层层公开，村、镇负责人，连同当时还在任的组长都联系我，要求配合住建局的工作，让我撤回申请，父母、亲戚也都看见了我写的申请材料，还说领导们想跨省找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有些害怕，心想，镇领导总不至于带着警察跨省来找我吧，我值得吗？

　　在我拒绝签字的情况下，镇领导要前组长代我签字撤回申请，而在我的建议下，前组长没有这么做，后来村委会主任用短信谦和有礼地通知我他已经代为签字，让我“多包涵”。乡村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有时候表面看着很温暖，实则伤人最深。当父母、长辈都被动员起来警告我的时候，我对此有深刻的感受。所以更能理解C此时回村录口供的心情，也有点担心他是否能应对这种局面。

　　2015年底，我在短信上收到了已经拟好的撤回申请通知，要我签字。（南方周末记者王江涛 摄）

　　在我关注安置房，多次申请信息公开和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一次Z市行政复议要召开听证会，在明知我到现场有将近一千多公里距离的情况下，临到开会前一两天才通知我参加，摆明不是很希望我出现在现场。还有一次寄给镇政府的信息公开申请超期了也没有任何答复，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却说没有收到。

　　好在县级政府过完年后在复议时支持了我的请求，认定镇政府违法，责令其履行职责。而此前这段胶着的经历正发生在那年过年的前几天，在县级政府的决定作出之前，回家过年的我也有点焦虑，担心如此无视法律、对公民个人诉求视而不见的领导，是否会找上门来算账。毕竟，回村之后，距离就没有一千多公里了，大概也就不到二里地。

　　想到这些，我又赶忙提醒C，如果你没有精力打官司，而回去后现场局面又比较强硬，千万要注意，不要和那些抢占、强占房产的村民站在一条线上，虽然你有正当理由周旋，但那些人真的可能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至于房子烂尾和质量的问题，以及对价格的质疑，这是尽人皆知的，你提与不提估计影响不大，也很难扭转乾坤。

　　而从与C的对话中我才得知，原来我家也需要额外交钱，C之所以联系我，就是以为我已有应对方式，殊不知，父母根本没有告诉我。挂断C的电话，我联系家里，得知父亲已经被叫去过派出所了。我们家的情况属于通告中的“因房屋设计原因导致安置面积大于应得面积”，虽然当初已经按成套标准正常交纳了全部房款，但根据最新的说法，按照人均面积安置后，对于超过安置面积的部分，需要重新按照更高的单价来支付房款。

　　我看着眼前的局面一时只觉得混乱，对于无人管的烂尾工程，竟不知这气势如虹的过年算账行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原本打算就如何应对的问题再与家里人聊一聊，没想到，账很快就算到了我的头上。临近中午时，母亲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给我打电话，要我拍下户口簿的照片，以证明我还是村里人。电话那头满是嘈杂的谈话声。

　　“交钱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刚说出这句话，电话那头父亲抢过话说，“怎么办？也不用你管，我是户主，他们要钱也是问我要，跟你没有关系。”这是父亲一贯的态度和话术，教导我不要管闲事：欠钱多的家庭有的是，强占房的也不少，人口也都比我们家多，他们在这其间的利益更大，很多人私心重，别人都不出头，你出什么头。

　　其实，我也明白，父亲是不想惹事。老实农民还有旧时“父母官”的思想，对镇、村领导都很敬畏，只不过畏比敬多几分。

　　相比之下，我这些年干的事情多少有点大逆不道了，父亲多数都知道，想必也很有感触。大概三年前，有个镇领导还借大伯之口，在过年家庭聚会时捎话严肃告诫我，“要多讲家乡的好话，不要净说些不好的，否则过年回来也会成为不受待见的人”。

　　此番村委会要我拍户口簿自证身份，对我的触动是类似的。原来有村民投石问路般向村委会举报，仅凭我长期在外省就认定我户口外迁，没有资格参与安置房的分配。

　　我不知道是谁背地里干了这样的事情，也不清楚当事人的动机，但从小到大，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网水很深，要算账也是糊涂账，这点，我是知道的。父亲倒是利索，只叫我拍来照片完事，反正真的也假不了，谁爱查就去查，不怕查。

　　安置房的分配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按照安置规则，房子数量是足够的，多出来的会被村委会拿走，村民之间彼此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纠纷。我能想到的一个动机，就是有些无视规则强占房产的人或许想利用我来对抗整个算账的行动，从而达到自己“空手套房”的目的。想到这，我没有再向父母提什么建议。

　　转眼到了1月底，离过年只剩大概一周了，C发信息告诉我，在村委会持续不断的“电话骚扰”下，他已经交钱了。C又问我过年回不回，我说“还不知道呢”，但我其实内心清楚，我连车票都还没买，今年过年应该是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