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可能是27年，而创下这个记录的人，是前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1959年，第一批战犯获得了特赦，这里面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但没有黄维。

　　一年后，第二批战犯也获得了特赦，这里面也没有黄维。两年后，也就是1961年，第三批战犯获得了特赦，但是名单上还是没有黄维的名字。

　　这之后的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特赦名单……始终没有黄维的身影，直到20多年后的最后一批。

　　作为“功德林”最冥顽不灵、最难改造的刺头，黄维也因此被称为“最后的战犯”。

　　可就是这样的人，到最后也终于还是被给感化了：在他服刑期间，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刁难，反而三个孩子都被送进了大学，他自己也在特赦后，被安排了工作、分配了房子。

　　黄维，黄埔军校一期优秀毕业生。毕业后，在反军阀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上级器重，后经陈立夫的推荐，又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一路提拔：1927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团长，一年后又被蒋介石钦点为第11师团长。

　　此后黄维曾前往陆军大学学习，于1937年赴德国军校进行深造，后来不巧碰上抗日战争爆发，黄维提前奉命回国。

　　1937年9月，黄维被任命为第18军第67师师长，参与淞沪会战的罗店争夺战。在这场被世人称为“血肉磨坊”的激烈战役中，黄维“死战不退”。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黄维率领全师死守了一个星期。黄维手下原本有三个团长，可是打到最后，一个团长战死，另外两个团长重伤。

　　除了一个电报员，整个师部全员上了一线，连文书、炊事员都扛着枪上了战场。这场战役结束后，幸存的士兵甚至凑不满一个团。

　　1938年，黄维升任整编第18军的军长，在赴任途中还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可见其深受蒋介石器重。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国民革命军主力军的军长，彼时的黄维在仕途上可谓顺风顺水，蒋介石也认可黄维是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意对他进行重点栽培。

　　第18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黄维率领这个王牌部队与日军再次展开激战。

　　1944年，日军侵入贵州、直逼重庆，攻势凶猛。黄维开展工作一年多，培训学员数千人。

　　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将其任命为“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的副总监，号召青年人参军卫国，以此扩大兵源。

　　抗战结束后，国内又爆发了内战，黄维不愿意见到同胞自相残杀，本不想参加内战，但他更看重蒋介石的恩情，因此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第31军军长的任命。

　　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黄维受命率领兵团由驻马店出发，快速向徐州靠近。可是当黄维兵团到达阜阳想进一步向南时，发现解放军已经沿浍河占领了阵地，很难再向前推进。

　　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抓住机会，乘虚占领蒙城，把黄维兵团的退路进一步切断，将他们完全包围。

　　1948年11月25日，黄维的第12兵团被红军包围在双堆集。12月15日，死守阵地半个多月未果，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几乎全部覆灭。

　　黄维也是在这时候被俘的，此时距离他在罗店争夺战“一战成名”，仅仅过去了11年。

　　因为带领的兵团存在杀害俘虏、投掷甲种弹等行为，黄维成了违反国际公约的战犯。1949年1月，黄维被押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社会主义大改造。

　　对于那些曾经犯下的罪行，黄维统统不认，甚至企图辩解是战争需要或部下违纪，总之与他黄维毫无干系，他说自己还是那个兜里揣着《石灰吟》、《正气歌》的君子。

　　而且黄维还十分不服气，他觉得自己不是输在战术问题，而是因为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起义，导致战场急剧变化而输的。

　　黄维抱定了““君子不事二主”信念和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不管干什么都不合作、不配合。在被俘虏后的头四年时间里，黄维甚至一心求死为蒋介石效忠。

　　那时候，所有在关押的战犯都要学习的《论持久战》等指定书籍，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写读书笔记、当众作思想报告。

　　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并且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了蒋介石。

　　反观黄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要么就是大放厥词。就这样，他在其他战犯和管理人员眼中，成了“拒绝改造”的典型。

　　中原野战军的联络部长杨松青曾来到关押第12兵团高级将领的赵庙，同为黄埔生的杨松青打算利用这一点，劝说还在陈官庄被我军围困的李弥、邱清泉、杜聿明等人投降。

　　第85军参谋长写好劝降信，让被俘的将领签字，其余人都签了，唯独黄维不肯签。

　　并且解放军干部给他拍照，他还总是耍小性子：在要按快门的时候，黄维就把头转走，故意让人照不成。

　　为了表现对战犯生活的不满，黄维耍起了小心思，他在笔记本上默写于谦的《石灰吟》。

　　这也就算了，黄维还要特意加了一句备注，说这是于谦写的这首诗就是骂狱吏的，借此来讽刺管理人员。

　　1975年3月19日，国家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所有在押战犯得到无条件释放，这其中就包括了黄维。他终于结束了27年的战犯生活，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与妻子儿女团聚。

　　黄维当时的妻子叫蔡若曙，她带着几个孩子在上海安了家，自己则在图书馆找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是战犯家属，但蔡若曙和孩子的生活还算如意。

　　要知道，前前后后特赦的554名战犯中，没有一家能做到像蔡若曙那样，其他人要么改嫁要么离婚了，所以黄维也很感动。

　　原本黄维是想在特赦后，带着全家一起回到江西老家，安度晚年，但政府希望他留下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以及政协常委，工作内容主要是研究国民革命军军史。

　　大儿子黄新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农学院教书，小儿子黄理则考入了浙江大学机械专业，后来成为了研究力学的专家。

　　长女黄敏南就读于复旦大学毕业，次女黄慧南没有读大学，但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中央党校毕业。

　　有人感到疑惑：一个战犯的孩子们，是怎么顺利进的大学，还都是名牌大学呢？

　　答案是：送进去的，其中大女儿黄敏南还在周总理地获批下，进入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

　　身为战犯，儿女们顺利的读书就业，这让黄维深刻感受到的心胸宽广，他现在相信能做到一视同仁。

　　后来，在台湾的得知黄维被特赦的消息后，找人给他带话：只要他愿意前往台湾，当局可以补发他1948-1975年之间的薪水。按照中将兵团司令的待遇来算，这笔钱大约有上百万。

　　可是黄维不吃这一套，他淡然回话道：“待我很不错，我也不能昧良心说他们的坏话。我的家就在大陆，所以我也要留在大陆，落叶归根。”

　　曾有台湾学者造谣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情况，说战犯在里面过得生不如死。

　　黄维看到后很气愤，他根据自己的改造经历，写了一篇文章来驳斥对方。黄维在这篇文章中如实阐述了自己的改造经历，甚至说道：“我的命是救回来的。”

　　原来，黄维在担任军官期间就积劳成疾，被俘时又还算年轻力壮，就没把这一身疾病当回事。但是被俘后黄维心情不佳，没过几年就积郁成疾。

　　1952年，也就是他48岁这一年，黄维全身疾病集中爆发了，最严重的时候同时身患肺结核、淋巴结核、腹膜结核等好几种结核病，把他折腾得够呛。

　　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像黄维的这样的病只能靠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等药物进行治疗，可当时国内的条件无法自行生产链霉素与青霉素，只能从国外进口。

　　前苏联的链霉素与青霉素效果十分不稳定，注射后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美国和英国生产的药物相对纯度较高，注射后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可当时两国对大陆实行封锁，只能到香港才能买到他们生产的青霉素和链霉素。

　　为了给黄维治病，国家不惜动用当时为数不多的外汇储备与黄金，安排专人到香港购买纯度较高的青霉素与链霉素，拿回来为黄维注射。

　　据黄维后来回忆，有一次他病情恶化，每隔四小时就要打一次药，一直打了300多针才抢救回来。经过稳定的长期治疗，黄维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逐渐康复。

　　这件事让黄维感触颇深，他从小家庭条件并不好，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为人正直清廉，也没攒下什么钱财。

　　他知道，哪怕自己变卖全部身家，怕是也治不好自己这一身病，可是却把自己治好了。这也是为什么黄维在晚年回忆改造经历时会说“自己的这条命是救回来的”。

　　1972年，黄维旧病复发，他每天便血不止，自嘲自己“就像来例假一样”，这给黄维带来了漫长的痛苦和无尽的折磨。

　　更糟糕的是，如果控制不好，痔瘘很有可能会引发贫血性心脏病！为此，战犯管理所专门跑到沈阳，为黄维请来著名肛肠专家李瑞庭，彻底根治了他的痔瘘。

　　就在特赦前的一个月，黄维还突发冠心病心绞痛，政府紧急将他送至辽宁本地最好的医院治疗，才将他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每周都配有五斤白面，哪怕是里面的管理人员，一个月也才能吃上一次面粉。

　　但是为了照顾黄维的病情，战犯管理所还是每天为黄维准备一斤牛奶、一个鸡蛋和三两肉。要知道，这些副食品就连领导人都很难获得。

　　黄维特赦出狱后才知道，当时国家已经这么困难了，竟然还派解放军到内蒙给他们打来牛羊肉吃。

　　人心毕竟是肉长的，从鬼门关前走了这一遭，即便是心硬如黄维，也终于被打动了，他对的胸怀感到心服口服。

　　将近三十年的改造生活，让黄维与战犯管理所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战犯管理所出来多年，他仍然会怀念在那里的生活。

　　每每提到功德林管理所的金所长时，黄维都会说：“他是红小鬼出身，可他却愿意把青春浪费在我们没有意义的人身上。”

　　1985年11月，黄维得到特赦释放的已经有十个年头，当时是他已经82岁了。

　　黄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重回战犯管理所时，他提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要求：他要住在自己曾经被关的二号监室。

　　黄维回应道：“这么多年的耐心教育，才让我这个顽固分子，重新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在这之前，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还能活到现在的。”

　　其实，黄维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曾有过一次与中国“擦肩而过”的机遇。

　　也正是在方志敏的介绍下，黄维得就读黄埔军校。方志敏向哥哥一样照顾黄维，这让他心存感激，一直把方志敏视为值得信赖和钦佩的人。

　　原本相约一起考进黄埔军校，但方志敏却加入了，投身革命，他收到了领导“弋横起义”的命令，因此放弃了入学考试的复试机会。

　　随后方志敏来到江西，一手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同时也是红10军团的主要创立人之一。

　　在这之后，方志敏一直投身于革命一线年在围剿行动中被俘。次年，方志敏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36岁。

　　获得特赦的黄维早已对产生了敬佩之情，对方志敏也抱有同样的敬佩，因此他专门回了一趟老家，去江西贵溪拜祭方志敏墓，向这位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深深鞠躬。

　　后来黄维在回忆录中写到：“中国对我宽大再宽大之一斑。我感激人民，更感谢和政府给予我政治上、生活上的照顾，现在我非常希望能与全国人民一起，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努力”。

　　黄维是个十分“书呆子”气的人，他的性格中有十分固执的一面，一旦认定了一个道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黄维在战败被俘后自认“无罪可悔”，在战犯管理所的头几年甚至一心求死，想要以此效忠蒋介石，因为他知道，正是因为有了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才成就了他后来的王牌军部司令。

　　像黄维这样的人，可以想见思想改造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花了27年，从思想上说服他、从行动上感化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让他心服口服，并且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可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