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努斯鲍姆不是一位时髦的哲学家。尽管热衷于公共言说，但谈到情感、动物、女性主义、民主教育等当代议题时，她往往是从古典哲学逐步推进的。她从悲剧英雄的行动中探究好与善，从问责与和解的角度分析性侵犯，通过文学艺术批判功利主义教育，通过动物权利反思人类能力的界限。在后现代主义风靡一时的美国学界，努斯鲍姆显得不合时宜，她对古希腊哲学、早期现代思想的依恋，对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推崇近乎于逆流而上。随着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努斯鲍姆的思想正在被更多的读者审视——无论他们身处哪一个地域，专攻哪一门学科，认同哪一种性别。
在1965年耶鲁大学的文学批评会议上，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和他的解构主义理论进入了美国文学界。此后的70、80年代，解构主义迅速播撒开来，批评家们声称，一切由语言构成的文本都可以被解构。然而，他们自己写就的文本——一篇篇文学评论，却借此留下了痕迹。“作者”没有遵从理论的暗示，在人文学科的语言游戏中，他们不甘于“死去”，而是换了一种身份继续游荡在文学、哲学与学院体制之间。
在耶鲁批评家们看来，逻辑与修辞的对立，普遍语法与个人经验的对立，使语言的意义发生冲突，造成了文本内部的裂隙。实际上，在文本之外，理论界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冲突。二战后，主导美国文学界的是新批评家，他们一改印象式批评的散漫气质，也不再附会历史与社会现实，而是主张对文本进行细读。在诗人的表现意志之下，批评家的主观性与创造力似乎无足轻重。同样是立足于文本，耶鲁学派肯定了批评家自身的书写意志，深幽的“误读”、迂回的“重复”、分崩离析的“寓言”，都在解构的同时编织起互文性的网络。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有一种使沉思与修辞、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并不逊色于文学作品，批评家也是作家。
风靡20余年后，解构主义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然而，以文本游戏的名义，文学批评已经无法回到解构之前的样子，被拆解出“不可解结”(aporia)的文学作品，不再是作者抒发激情的舞台、读者反观自身的镜子、批评者逐字对照的故纸堆。1990年，德里达转向了伦理与政治，各种“后”学开始在美国兴起，努斯鲍姆的《爱的知识》就初次出版于这个时期。
对于解构主义，努斯鲍姆始终保持谨慎的距离，对于后女性主义，她也没有热情拥抱的意愿。作为一名古典哲学的研究者，努斯鲍姆的写作是沉着、克制、有条不紊的。在经历了解构主义的语言风暴，又在各种“后”学的衬托之下，她的姿态显得有几分拘泥与保守。德里达曾说，“我梦想像个女人那样写作”，相比起来，努斯鲍姆则有几分男性哲学家的特质。尽管如此，在《爱的知识》中，德里达的语词仍然频繁闪现，在其他著作中，努斯鲍姆的女性目光也没有丝毫闪躲。进入21世纪后，文学批评开始了所谓的“伦理转向”，而努斯鲍姆的哲学研究，也暗合了最新的学术潮流。
努斯鲍姆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在她看来，一个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需要与不同的爱、友谊和美德发生联系，因此，人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各种感知，包括愤怒、怜悯等等。人类的伦理道德由恰当的情感构成，这些情感使人们的生活被友爱(philia)环绕，使城邦政治朝着至善发展。情感，是一种关于友爱的知识，一种特殊的、具体的、情境化的实践智慧。不同于此，柏拉图的理论智慧——一种强烈的沉思，则试图摆脱感知的干扰，将情感的影响从永恒的真理中分离出来。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在人类好生活的探索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诗人站在了一起，哲学和文学站在了一起。正如古希腊悲剧向我们表明的，灾难源于坏的行动，而不是坏的品格，即便是最智慧、最善好的人，也有可能遭受苦难。在对悲剧的理论研究中，行动的无法控制、行动者的无能为力，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伦理空间。然而，现代哲学却将情感排除在外，今天，文学院办公室的格子间也将哲学排除在外。这样的情况让努斯鲍姆感到遗憾，她悲观地认为，在有关普遍性的沉思中，赢家是超然的、纯粹理智的、抽象的、演绎式的推论，输家是故事，是讲述故事的想象力和情感。
回到古希腊，也意味着回到哲学与文学尚未分流的时期。在《善的脆弱性》中，努斯鲍姆重拾了悲剧诗人的信仰，她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发现了有力的情感，而这正是古希腊人探索好生活的源泉。在《爱的知识》中，努斯鲍姆转向了现代小说和戏剧，她将文学作品纳入哲学，从探寻人类善的角度来研究小说。这样的理论工作必然是系统而庞杂的，它需要想象力，也需要十足的耐心。在努斯鲍姆看来，哲学文本把我们带向了抽象的高处，进入一个程式化的世界，与此同时，也远离了日常的琐碎、紧张与冲突，剔除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之相反，文学把我们带回一个更加绵密的文本世界，而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促使读者接受情节的复杂与情感的纷乱。
20世纪末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们也意识到了情感的重要意义。保罗·德曼在处理文本的两难困境时，仍然主张为“规范性情感”保留一定的空间。希利斯·米勒也承认，在理解的困境中，存在一种悬而未决的伦理时刻。哈特曼与布鲁姆则认为，“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其情感性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们无法容忍把文本中的情感也解构掉。批评家们从文学作品进入理论探讨，而努斯鲍姆的论述方式恰恰相反，她带着伦理思考进入文学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文学，相反，努斯鲍姆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一种能够为具体的特殊事物赋予重要性的哲学阐释，其本身必须是卑微的，它只提供一种指引我们道德生活显著特质的‘概述’或‘草图’。”哲学家不可能反对理论，但也没有高看理论，对努斯鲍姆来说，真正的生活内容并不能在“概述”中找到，因此，理论本身应该是卑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与悲剧艺术直接相关。对古希腊人而言，观看悲剧是一种具有伦理意义的活动，这种艺术形式向人们传递了实践智慧，而不是超越性的、神性的智慧。然而，现代人文学科的区分，却掩盖了文学艺术与伦理哲学的结盟，二者无法回应“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古老而重要的问题。努斯鲍姆指出，在今天的文学院，学生们只需要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无需关注《尼各马可伦理学》，这种学科上的区隔带来了很多问题。暂且不评价努斯鲍姆的实践方式及其功效，从出发点来看，她的视角足够宏大，她的知识储备也足以支撑这个开阔的空间。
那么，今天的人类生活如何与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呢？以亨利·詹姆斯和塞缪尔·贝克特为例，《爱的知识》区分了两种打开文学作品的方式：一种是为情节而阅读，一种是为生命而阅读。
詹姆斯是一位重视“生活中真正的经验和感悟”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在《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前言中，他提出：“艺术家的使命是一种道德使命”“艺术家的感性……再现了那种被投射的道德”。在《金钵记》中，读者能看到一个人性的世界，对努斯鲍姆而言，这种对人性的刻画既没有超越人本身（詹姆斯对来世的、宗教的、沉思性超越没有兴趣），又没有沉沦在私人生活中（他仍然以超越为目标），因而呈现出一种“下沉的超越”。在《小说的艺术》中，詹姆斯曾坦言，现代主义小说将道德实践呈现为“可观察的现实”，小说使用的是共同体的语言，它让读者与作者处于社会的连接中。在这个意义上，读者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主人公是一种社会动物，他们和作者一样，拥有共同的社会语言。小说主人公置身于具体的、特殊的情境中，他们的行动可以唤起读者的道德想象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一种简单化的道德说教式文学批评”，努斯鲍姆反复强调，“我们所提出的内容研究强调了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文学作品所投射的道德，不是“简单又廉价的规则”，而是一种思想与想象的方向，它与具体的感知、同情、情感相关，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中具有“特殊优先性”的小前提相关。小说家细腻而具体的描写，提供了一个道德上高度相关的案例。在努斯鲍姆之前，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批评家利维斯、特里林也十分推崇詹姆斯，在他们看来，詹姆斯为社会性的感知迟钝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关乎文学的任务——“去想象一种值得尊重的、可再创造的案例。”
贝克特与詹姆斯不太一样，在他看来，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是无法分享且不能分享的。因此，贝克特的文学创作寻求的不是言说和行动，而是沉默，一种接近虚无主义的沉默。在《无法称呼的人》中，叙事声音是沉默的，努斯鲍姆相信，其中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情感在作祟。贝克特的叙事向我们展示着，对于人类的有限性、脆弱性和感知的无力，我们只能回以无声。在贝克特式的等待中，终有一死不是人类的自然条件，而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一些批评者从中推论，贝克特忽略了争论与改变的意义，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过于单一，“人的限度构成人的卓越，并赋予卓越的行动以意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暗含了类似的批评，但努斯鲍姆更强调的是：“离开了特定生活形式的那些环境……我们说不出任何有真正内容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有许多表面的质疑，但她发现贝克特的意义在于，人物所能抒发的情感被转移到了叙事结构本身，贝克特使文学拥有了一种生命形式。讲故事和写故事、言说和书写的界线被僭越了。如果文学作品像生命一样，可以达致“永恒”，那么，叙事会是“一件美好的事物和一种喜悦”，反之，文学所能想象的只能是一种虚无，所能言说的只能是一种沉默。
努斯鲍姆疏远宗教传统中的天使，一个根本无法在我们的世界中走动，因而缺乏想象力和感知能力的天使。她青睐詹姆斯式的天使，一个敏锐、优雅又令人困惑的人性的天使，她也捕捉到了贝克特式的天使，一个在脆弱的人类行动领域中沉默不语、悬置感知的天使。在《爱的知识》中，詹姆斯和贝克特选择了不同的书写方式，无论是借主人公之口言说，还是借叙事结构承载情感，作者都在执行一种非中立的行动。努斯鲍姆试图从实践智慧的角度进行分析，她将文学作品与人类生活放在一个平面上进行探讨，在她的理想中，“文学作品就像一个朋友，评价友谊的方式用于评价我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借助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努斯鲍姆希望改善人文教育高度学科化、形式化的僵局，她期待的是一种完全与文学兼容的伦理学，一种可以为伦理学提供独特洞见的文学。
和解构主义者不一样，从20世纪早期的形式主义与新批评中，努斯鲍姆察觉到了另一重危机，人文知识失去实践维度的危机。这尤其表现在，文学丧失了“处理人类重要事务的意识”。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努斯鲍姆相信一种普遍伦理的存在，她关注人类事务的脆弱性。与此同时，这位活跃于20世纪后半叶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也将人类脆弱性与女性主体关联了起来。
努斯鲍姆主要受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影响，她对主体的持续关注可以视为“个人即政治”的延续，她的伦理立场与后女性主义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嫌隙。努斯鲍姆多次抨击后现代的相对主义与晦涩文风，她的靶子一度指向了后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毕业于耶鲁大学哲学系的朱迪斯·巴特勒。1990年，《爱的知识》出版，巴特勒的成名作《性别麻烦》也在美国问世。在巴特勒的论述中，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更长效的法律变革被抹去了，她并不期望改变整体的社会处境，颠覆现实的任务被交付给了语言本身，“戏仿”与“操演”取代了七十年代自由主义传统下的反抗实践。努斯鲍姆对此展开了辛辣的批判，这也延续了她一直以来的立场——理论是关于伦理生活的，而不是高度形式化的，理论的姿态是卑微的，而不是傲慢的，不是智力游戏。
当努斯鲍姆质问后现代主义时，实际上，她也在质问当代的哲学与文学。首先，她质疑了美国的学院体制。她批判学院派完全偏离生活的物质层面，走向一种口头的、象征的政治。其次，她质疑理论中的公共担当。她批判专注于塑造自我，而不是如何帮助他人改善物质条件的美国式女性主义。最后，她质疑理论的写作方式，尤其是试图将哲学家打造为明星作者的方式。在接受后现代的艰深概念时，读者的想象力被高度驯化，文本不得不依靠生产它们的权威——作者。对于文本中异常含混的、神秘晦涩的声音，读者们毕恭毕敬，“她们因高深概念的抽象性光泽而目眩神迷，她们不会提多少问题，不要求什么论证，也不指望对术语的清晰界定。”一方面，努斯鲍姆反对程式化的、抽象的推理，借助文学，她希望哲学在贴近人类生活时更为充盈。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文学是热爱真理的，希望人类生活的复杂性，而不是词句本身的复杂性，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努斯鲍姆代表了“伦理转向”的一种姿态，这样的理论转向本身也预示着，社会实践还是得依赖某一主体，在她的笔下，被结构主义宣判死亡的“人”必须复活，人文主义必须复活。
但是，我们可以追问一句——再度探索有关“人”的伦理之前，是否短暂地存在过一种有关“女人”的哲学——女性主义哲学？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她们留下的痕迹？转向之后，我们的理论如何导向更充沛的情感、更丰富的想象力？
